“职业打假师” 不一样的双11

老y

      卖家对职业打假人估计是深恶痛绝吧，但看完这篇报道，不知道您会不会有改观。

后面出台的法律也许对职业打假不再支持。“知假买假行为法律如何界定”成为这次研讨会单独设置的一个讨论单元，事实上，自这份征求意见稿发布之日起，这就是最大争议。  

王海介绍他花30多万买的假酒

原标题：王海也是剁手党？“双11”他准备了100万

记者/杨宝璐郑林

编辑/倪家宁

“双11”前一天晚上，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，直到8点多，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，他给属下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，一天了，才花出去一万多。如今，他已不仅仅是职业打假人，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。

接受深一度采访时王海刚刚下班，饿了顺手拿起桌上的枣夹核桃塞入口中——这枣夹核桃也是买来的“疑似假货”。

今年是王海成为职业打假人的第21年。1995年，他买了两副索尼耳机，意识到可能是假货，便又买了10副，并依据《消法》提出了双倍赔偿，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。二十多年来，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，他一直藏在那副墨镜之后，行走在“打假”与“商人”之间的平衡木上。

备出100万，“双11”抢一波假货

箱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，里面大部分是酒，还有若干保健品。价值30来万，都存放在王海在天津的办公室里，等待送检。

王海说，这只是一部分，为了“备战”今年“双11”，他们在北京，天津，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，分批购买了总价约60万的白酒。

这个“双11”，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，保健品和服装等，计划索赔1000万。

战役从两个多月前起就打响了。由于上了多家电商平台的黑名单，王海不得不注册更多ID，然后更换收货地点。饶是如此，他还是屡被商家发现。10月2日购买的一批1万多元的服装，下单之后，商家告诉他“没货了”。几乎就是同时，王海团队的另一个帐号购买的同一批货却顺利发货了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。自从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打假以来，他已经有三十多个帐号被列入了黑名单，甚至有些商家都不愿意找借口掩饰，直接告诉他，你的ID已经上黑名单了，不能发货。

还有的，快递都已经送到楼下了，而被商家紧急召回。王海告诉深一度，今年8、9月的时候，他们盯上了一款保健产品，花9万多元买了一批，快递送到楼下，没等接收就折返了。快递方告诉王海，说是厂家召回，再问厂家，厂家却推给快递公司，说快递把货物给“弄坏了”。

为了能顺利完成“双11”行动，王海从9月起，出动了“七人战队”，挑选“重点打击对象”。他的主要目标，是销售榜上排名前十或前二十的产品。

小组中4人负责“找目标”。先小批量买一些目标货物，拿回来自己测试，试纸也是从网上买的，如果测试结果显示有问题，就送去实验室，进行专业检测。

两个多月来，他们从100多种产品中，重点揪出了十几种。

“这个工作的难度其实不大，”王海说，“有问题的（商品）太多了，闭着眼都能找到。”

如果两个不同实验室出具的检测结果都显示商品有问题，王海就准备大批量买了。大量进货的工作由3位采购人员负责，他们用不同账号大量购买有问题的产品，然后囤在不同地方，攒够一定数量，统一运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。

11月10日，“双11”的前一天，王海又拨出100万元给采购组，准备“双11”再抢购一波，购物车早已塞满，就等午夜零点。

从实体店到互联网

王海怀疑有假而购入的深海牡蛎

11日下午3点多，抢购的高峰早过去了，王海的100万元才花出去16万。电商们在狂欢，几大电商都赚得钵满盆盈。又过了3个多小时，阿里的交易总额破千亿了，其中无线成交额就占了82.42%。

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，也改变了王海的打假方式。

2014年之前，王海手下只有“商超”和“电商”两支“打假小队”，随着微商的发展，到了今年，他又组建了微商打假队，他的团队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，一半来自于互联网。

相对于实体店，电商打假更有难度。实体店的虚假宣传主要是产品广告、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等，证据容易获取、容易保存。但电商的虚假宣传除了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外，还经常出现在互联网平台上，如果没有及时通过截屏等手段保留证据，网站修改内容后就很难取证。

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告诉深一度，电商通过互联网远程、虚拟交易，无法像传统交易那样眼见、耳闻、手触，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产品的存在，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和快递来实现，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实质接触，因此电商出现虚假宣传和假货的几率相对更大。

正因为这些问题，很多职业打假人并不愿意在电商方面投入太大精力，他们觉得取证和诉讼都很麻烦。

“你看他们这些微商，就跟游击战一样，连人在哪都不知道。”王海打开微信，展示着一家微商的公号。他告诉深一度，不少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卖东西，这比在电商平台上售假的那些商家更难对付。成立微商打假队以来，他们接了两三起微商打假的项目，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终。

“我认为互联网购物是一种趋势。”王海说。从锁定目标起，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保全，包括网页截屏，购物实时录像。对于涉嫌价格欺诈的目标，还要阶段性记录商品价格，同时，还要把取证的材料送到公证机构做公证，把购买物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。

“作为中间方，电商平台负有审查义务和事后补救的义务，如果购买的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，应积极协助维权。”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解释道，“消费者如果发现商品有问题，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户的信息，如果平台提供不出来商户信息，则可以向平台主张权利。”

虽然电商平台都不喜欢王海，但电商平台的打假力度也在逐年加强。阿里巴巴公关部的相关员工称，他们一直在跟假货和虚假信息做斗争，并利用大数据进行打假。

“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假货作斗争，我们也有更多的品牌商能加入进来帮助我们打假，至于王海怎么做，那是他的个人自由”，对于王海这种职业打假人，阿里公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称，“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态度，我们坚持努力做好我们自己。”

是正义，也是一门生意

王海手机拍摄的办公室，里面被假货堆满

和摩拳擦掌等着“双11”零点一键下单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，王海可不在乎打折，只想把这100万的购物“专款”都“换成假货”，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：“消费者购买了生产者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可以获得10倍赔偿金；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，销售了‘明知’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失，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。”

逐利。这是很多商家对王海的下的定论。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，但外界对这个群体一直有争议，有人称他们为“市场清道夫”，有人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。“他们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费者。”王海反问，“我买一瓶酒，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费者吗？”

王海从不否认他在利用索赔来赚钱，他自称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，“打假这件事情，本身就能实现正义。跟动机无关。”他还在不同场合都说过，“我做这个事情，盈利不是第一追求。”

如今，王海手下有三组打假队伍，近30人，每个月他要为此而支付30多万元的工资。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但他称仅依靠打假索赔，他的这个团队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。王海告诉深一度，今年到现在，他打假获得的赔偿已经有五六百万元。

王海说他的团队主营三种业务，第一种是帮消费者维权打假；第二种是知假买假；第三种是受雇于企业，替企业打假。替企业打假是他生意的重头，王海说曾经一家知名净水机品牌慕名而来找他，付了50万元，拜托他打击假冒产品。

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，法律界人士对职业打假人多持支持态度。在他们看来，能够成为职业打假人，意味着这个人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用于维权的法律知识，职业打假人索赔的成功率比普通消费者高得多。所以法律界人士大多认为，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和保护消费者利益都有积极作用。

“如果商家没有假货，那你紧张什么？如果你有假货，或者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不自信，那就应该赶紧采取措施解决假货问题，而不是一味地纠结该谁管，不该谁管。”陈音江说，“客观上，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，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很难起到真正的惩罚作用。”

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

王海称每年花在检测上的钱有二三十万

“打假是个技术活儿，不能靠经验。”王海说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动，已经有保健品，酒类和海产品三个项目准备进入司法程序了。团队里的四个律师正在待命，只等待检测结果出来，就能进行下一步。

相较于十几年前的单打独斗，如今的王海不论是在人员力量上还是在质检维权的专业程度上，都不可同日而语。他办了一个热线，每天都能接到爆料电话，这批出了问题的酒，也是这样撞进了他们的视线中。

今年夏秋之际，有一天，王海收到一段视频，爆料人拍了一个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商家，利用酒精勾兑酒冒充粮食酒。

看完视频，王海马上安排人取证，证实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，于是他从这位经销商手里买进大批白酒，然后送检。王海透露，他除了买到了酒精勾兑的假粮食酒外，还在另一个商家手里大量买进了添加塑化剂的酒。

王海说，在他的团队里，每个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，“比方说我要打肉类产品的假，那我找的人，要么是做过肉类生产的，要么就是做过检验检疫的，这个人必须对那个领域非常了解。”

随着他打假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别的热心打假者也会给他爆料，“毕竟他在法律这方面比较懂。”

北京人李承顺（化名）也是一名热心打假的人士。2005年，李承顺在洗澡时，旁边正好有台洗衣机在洗衣服，他吸入了洗衣液挥发出来的化学物质，当即窒息。

恰巧当时王海也在关注这个品牌的洗衣液，只不过他当时的注意力放在了“其中的化学成分是否致癌”上。受到伤害的李承顺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联系了王海，告诉他，这种化学成分不致癌，你们的研究方向错了。

王海和李承顺就这样隔空成为战友。李承顺英文好，对电器了解深，这些年，帮王海找出了十多种问题产品。

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一帆风顺。

几年前，王海等人盯上过一种果脯，“在江苏找了好多家机构检测，都检测出了甜蜜素，但拿到北京检测，就什么都检测不出来。”王海说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个案子。

在全国，他们有三四十家常去的鉴定机构，每年花在检测上的费用就有二三十万。这不仅因为他们送检物品数量巨大，为了避免检测方造假，只有在确保两家以上鉴定机构都检测出有问题，他们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。

但这仍然避免不了官司。2014年9月，王海团队买了一种宣称以冬虫夏草为原料的保健品，送检之后，发现里面没有虫草素。在整理了所有的证据之后，王海提起了诉讼，但被对方反诉侵犯名誉权，向他索赔500万。

本以为证据在握的王海，一审却败诉了。他不服，提出上诉，二审开庭正好就在今年“双11”。

新消法或不再支持职业打假

“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是为了钱。”谈起“双11”的这场官司，王海说，“这东西我们买了5万多，假一赔三，就算赢了也就15万。但我们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可不少。”

打假二十多年后，他更精明，更沉得住气了。

作为打假第一人，他买到的假货屈指可数。买东西前，他都会把商家的信息翻个底朝天。“先了解他的主体信息，什么人卖的；再了解他所介绍的产品功效有没有科学依据；再看成本和售价。”有报道称，他上街买个包子，都要拍下人家的面粉，看颜色正不正。

早年时，他还跟成都的药监局“撕”起来过，到了现在，他却越来越乐于跟政府部门合作。在深圳打假的时候，带了八九十个人，跟在警察后面去一个制假村。没起冲突，对方看他这阵仗，没等进村就跑了。

虽然力量与声势壮大，但他仍然很谨慎。他从不在媒体前摘掉墨镜，二十多年来，形象一直如此，他管这叫“风险管理”。

王海自称：揪出制假者，是让他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时刻。但这样的成就感，在未来能否维持，还是个未知数。

今年8月5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向社会征求意见，其中第二条规定，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,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。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。

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，此条例意味着法律对于职业打假行为不再支持。

11月2日下午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。来自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、山东大学等多所知名院校法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、企业界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。

“知假买假行为法律如何界定”成为这次研讨会单独设置的一个讨论单元，事实上，自这份征求意见稿发布之日起，这就是最大争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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